中国产后抑郁的研究进展
产后抑郁症指分娩早期出现的以哭泣、忧郁、疲乏、易怒、焦虑、沮丧、悲哀等一系列症状为特征的心理障碍，产后康复13825404095一般发生在产后6周内［1］。国内产后抑郁发生率为14.7%（13.1%～16.3%）［2］，不仅危害产妇身心健康、家庭和谐，对婴儿生长发育、心理行为、气质等多方面也有不良影响，甚至出现自杀和杀婴。本文对产后抑郁症对母儿的影响、研究工具、相关危险因素和干预方法进行综述，以期为产后抑郁症的防治提供参考。
一、产后抑郁症对母儿的影响1.产后抑郁症对产妇的影响：研究表明，与无产后抑郁产妇相比，产后抑郁组产妇产后24 h流血量多，易疲乏，影响饮食和休息，初乳始动时间迟，泌乳量少［3］。分析原因，主要是产妇产后心情忧郁、低落，大脑皮层处于抑制状态，垂体后叶分泌的缩宫素减少致子宫收缩乏力，引起产后出血；产后抑郁还可导致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减少，使得宫缩减弱，从而增加产后出血。催乳素的分泌减少则是影响产后抑郁产妇母乳分泌不足的主要原因。
2.产后抑郁症对婴儿的影响：产后抑郁不仅限制婴儿生理发育，对心理行为和个性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受激素水平的影响，产后抑郁产妇泌乳时间延迟，乳汁分泌量少。另一方面产妇情绪低落，从而使用代乳品或拒绝哺乳，不利于母乳喂养的实现，从而不利于母子亲情的互动，甚至影响到婴儿营养和生长发育。李荣萍等［4］通过对400名婴儿的追踪随访，发现产后抑郁对婴幼心理行为的发育有较大影响，是婴幼儿发育商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另外一项研究发现，母亲没有抑郁的婴儿偏近容易型气质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母亲有产后抑郁的婴儿［5］。
二、产后抑郁症的研究工具1.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该量表由Cox等人编制，香港中文大学 Lee等［6］翻译，折半信度为 0.76，Cronbaeh’α系数为0.79，重测信度为0.85，与 Beck抑郁问卷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共10个条目，涉及心境、趣、自责、焦虑、恐惧、失眠、应付能力、悲伤、哭泣和自伤等。采用3级评分，“0～3”分别代表症状“无、偶尔、经常、总是”，总分≥13分者可诊断为产后抑郁症。该量表是目前我国学者测量产后抑郁使用最频繁的工具，信效度良好。部分学者对量表临界值进行了研究，如邓爱文等发现广州产妇产后10～12分为轻度产后抑郁，13～15分为中度产后抑郁，≥16分为重度产后抑郁［7］；而在王玉琼的研究中，≤5分为无或极轻微产后抑郁；6～9分为轻度产后抑郁；≥10分为中重度产后抑郁［8］。可能与被调查地区的文化差异有关，尚未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施测。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产后抑郁症临界值尚不能确定。
2.产后抑郁筛查量表（PDSS）：2000年Beck和Gable共同编订，包含有7个因子（睡眠／饮食失调、焦虑担心、情绪不稳定、精神错乱、丢失自我、内疚／羞耻和自杀的想法），每个因子有5个条目组成，共35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即1级（强烈不同意）、2级（不同意）、3级（中立）、4级（同意）和5级（强烈同意），总分35～175分，分数越高，患病的可能性越大。李榕将其翻译成中文版［9］，Cronbach’α系数为0.913，各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在0.873～0.919，量表折半信度r＝0.519，PDSS总分和各因子分与EPDS总分显著相关。
3.明尼苏达抑郁量表（MMPI）：1943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Hathaway和Mckinley根据经验效标法编制。该量表可以用于测试正常人的人格类型，也可以用于区分正常人和精神疾病者。80年代，中科院心理所宋维真主持将其引进中国。MMPI有10个临床量表，4个效度量表。其中D分表示抑郁，分数越高抑郁的可能性越大，D分≥34分诊断为产后抑郁症［10］。
4.自评抑郁量表（SDS）：由美国的 Zung编制于1965年，因使用简便，应用颇广，是目前精神医学界最常用的抑郁自测量表之一，在产后抑郁症的测量中也有部分学者使用［11］。被测者应根据过去一周内自身的情况作答，量表共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1～4分别代表没有、有时、经常、总是）。将总分乘以1.25后为最后得分。最后得分在50分以下为正常，50～59分提示轻度抑郁，60～69分提示中度抑郁，70分以上提示重度抑郁。
三、产后抑郁症的相关危险因素在众多对产后抑郁的研究中，相关危险因素调查最受学者们的青睐，综合相关文献发现影响中国产妇产后抑郁的因素复杂，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相关。为了能够给临床妇产科工作者及家庭成员提供良好的预防对策，笔者对相关危险因素按照产前、产时、产后进行梳理，以便相关人员在适当时间介入，更好地避免产后抑郁的发生。
1.产前导致产后抑郁症的相关因素：（1）社会人口学因素。孩子的出生意味着家庭经济支出的增加，产妇因为休产假收入减少或失去经济来源，导致家庭月收入低的产妇担心物质生活质量下降或孩子不能拥有较好的条件而易发生产后抑郁［12］。中高等学历组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最高，可能与其承受的就业、家庭、工作压力最大有关［13］，另外可能与文化程度高的个体对情感需求更多有关。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在多方面受到限制，如住房条件差、缺乏照顾婴儿的家人等，感受到更多的压力，负面情绪较多造成抑郁［13］。居住环境也可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产后抑郁［14］。（2）个性特点。据调查，性格内向性和以情感为重的人格类型产妇更易发生产后抑郁［15］，这一类个体性情细腻，兴趣和注意力主要指向内心世界，其意识活动受个人主观因素影响，表现出害羞、孤僻、有戒备等心理特点。（3）怀孕经历。研究发现，初产妇由于没有经验，产后抑郁得分高于经产妇，如果此次怀孕为意外妊娠或妊娠合并疾病者则产后抑郁发生率增加［16］，生产前过多的不安和担心（胎儿情况、产后避孕及身体复原、分娩安全）增加了产后抑郁的易感性。身材是每个女性都关注的事情，孕期体重增加过多导致肥胖给很多孕妇带来困扰，因此，研究中发现孕期增重≥15 kg后，随孕期增重的增加，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也增高［17］。
2.产时导致产后抑郁症的相关因素：（1）分娩方式。通过对300名产妇的调查发现，剖宫产产后抑郁率最高，自然分娩其次，无痛分娩者最低［18］。分娩疼痛无疑是孕妇重要的压力源，无痛分娩正是通过正确用药减轻疼痛，缓解产妇焦虑情绪，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生。（2）家人的陪伴与支持。丈夫在分娩时陪伴在产妇身边可以使其感受到最痛苦的时候家人的支持，可明显降低产妇孤立无援和抑郁的感觉［19］。
3.产后导致产后抑郁症的相关因素：（1）家庭亲密度。社会支持良好的产妇产后抑郁得分较低［20］，夫妻感情、婆媳关系［21］对产妇情绪影响较大。家庭是个体主要的生活环境，孩子的出生是使家庭成员连结在一起的纽带，对于母亲来说意味着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家庭任务，产妇在未得到良好休息的情况下照顾婴儿，还有对新的家庭类型、母亲角色的适应，加上传统的“坐月子”观念，产妇渴望家人给予良好的理解和照顾，因此，此时丈夫和家人对产妇的关心、安慰和鼓励可以减轻诸多压力。（2）新生儿情况。受中国传统男权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现象在国内仍为普遍，生女孩的母亲因为没有满足家人的期待而自卑、抑郁，多项研究证明了新生儿性别为女对产后抑郁的负面影响［22］。除性别外，新生儿健康状况不佳也是影响产妇情绪的因素之一［23］。母乳被认为是孩子最有营养的食品，并且哺乳可以增进母子情感交流，产妇可因自己母乳喂养不好担心新生儿生长发育而表现出产后抑郁和挫败［13］。
四、产后抑郁症的预防、治疗及护理措施1.产后抑郁症的干预模式：目前，学者们对产后抑郁的干预多是在医院门诊或妇产科病房开设孕妇学校的形式实施，院外干预的研究较为少见。然而，产妇产后抑郁多发生在产后1～6周，此时大多数产妇已经出院回家；在对产妇调研中也发现，社会支持在产后抑郁的发生中所起的作用较大，特别是丈夫和家人的支持。因此，笔者认为医院开展产前和产时的产后抑郁防治措施，在家庭中由家人或社区护理人员展开对产妇的延续护理才是最佳的模式。社区医务工作者可以通过咨询、健康教育的形式传授家属提供产妇心理支持和照顾的健康知识，或定期到家庭中进行访视，随时了解产妇思想动态。尽管少数学者提及产后抑郁的社区干预模式［24］，但是真正的实证研究经文献检索尚未发现，有待进一步探索。
2.产后抑郁症的具体干预措施：（1）药物治疗联合心理治疗。2005年前后，对于产后抑郁的治疗主要以药物治疗联合心理治疗为主，使用到的药物包括艾司西酞普兰、米氮平、帕罗西汀等抗抑郁类药物。心理治疗的措施以认知治疗法为主，通过识别和检测孕产妇产生负性情绪的深层次原因，矫正错误认知，帮助产妇正确认识负性生活事件［25］。（2）系统化健康教育。近5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全程健康教育的方法预防和改善产后抑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健康教育形式多样，如专题讲座、观看分娩录像、参观住院、分娩环境，一对一指导等；健康教育内容丰富，包括产后抑郁原因及对策、分娩过程及减痛措施、产后婴儿护理和产妇身体保健等［26］。（3）导乐分娩。由一位助产士给产妇提供持续的产前、产时和产后身心各方面的护理和帮助，使产妇顺利完成分娩过程的方法称为导乐护理分娩。对于无生育经验的初产妇来说，分娩时安排一名经验丰富的助产士陪伴其身边给以心理支持，并通过导乐器械减轻疼痛，消除分娩带来的紧张和恐惧是降低产后抑郁的措施之一［27］。（4）放松技术。除了让产妇正确认识产后抑郁以外，很多放松技巧被运用到产后抑郁的预防中，使产妇能够在负面情绪出现时采取正确的方式来应对，具体措施包括产前体操、呼吸训练等。（5）香薰按摩。在温馨幽静的环境中，产妇全身涂植物精华香薰，选定百会、四神聪、膻中、中脘、气海、合谷、内关、太冲等安定心神的人体穴位，从而达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促进产后康复的目的。接受香薰按摩治疗的产妇可以感到一种享受与放松，对促进产妇的身心健康是极有益的［28］。（6）生物反馈。最近，少数学者将注意力与专注度训练、抗干扰训练、记忆力训练、快速反应协调能力训练、持久平衡保持训练、右脑训练、空间感知能力训练和情境控制能力训练等［29］。生物反馈技术应用于产后抑郁高危产妇，有助于减轻抑郁程度，降低高危人群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
综上所述，产后抑郁的调查工具多采用国外开发的量表，中西方文化背景、家庭环境等差异较大，应该开发适合中国本土的产后抑郁量表。影响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众多相关因素中，家人的支持起的作用较大，特别是丈夫的支持和理解，建议临床医务人员加强对产妇丈夫的全程教育。每个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原因都不尽相同，因此鼓励实施个体化的干预措施。社区作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可以作为开展产后抑郁防治的重要场所。
参考文献
1 姜乾金.医学心理学.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06-311.
2 钱耀荣，晏晓颖.中国产后抑郁发生率的系统分析.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3，29：1-3.
3 马莉.产后抑郁对孕产期妇女影响的临床研究.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1：60-61.
4 李荣萍，王亚娜，张冀莉，等.婴幼儿心理行为发育与产后抑郁的关系研究.中国妇幼保健，2008，23：1679-1681.
5 李荣萍，闰琦，鲁扬，等.产后抑郁与婴儿气质的关系.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7，15：363-365.
6 Lee DT，Yip SK，Chiu HF，et al.Detecting postnatal depression in Chinese women.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Br JPsychiatry，1998，172：433-437.
7 邓爱文，熊日波，姜婷婷，等.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在广州市城区产妇的临界值研究.临床误诊误治，2014，27：101-104.
8 王玉琼，郭秀静.EPDS在成都地区孕妇产后抑郁筛查中的临界值研究.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9，25：1-4.
9 李蓉.产后抑郁筛查量表的编译、评价及应用.新疆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2009.
10 李荣萍，单晋平，石英，等.产后抑郁症发病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中国妇幼保健，2006，21：463-465.
11 陆旭.产后抑郁患者心理状态分析及心理护理.中国妇幼保健，2008，23：5130-5131.
12 周晨慧，廖少玲，刘琼玲.社会因素与产后抑郁症的相关性研究.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2，28：11-12.
13 李立梅，王静，邓寒羽.北京市初产妇产后抑郁情况及影响因素.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2，18：4354-4357.
14 张欣，席薇，苗汝娟.产后抑郁妇女抑郁状况的追踪.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376-380.
15 朱宁，刘春红，陶晨.人格类型与产后抑郁的相关性分析.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0，16：4105-4106.
16 何瑛，何国平.430例产妇产后抑郁发生及相关因素的研究.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1，17：1539-1541.
17 张国琴，左彭湘，张澜.孕前体重指数及孕期增重对产后抑郁的影响.现代预防医学，2008，35：2441-2442.
18 方娜.分娩方式对产后抑郁的影响.中国药物与临床，2014，14：366-367.
19 左春梅.丈夫陪伴分娩84例临床分析.中国妇幼保健，2000，15：37.
20 杨晓，张振香，伍东红.产妇产后抑郁与自尊、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4，30：62-64.
21 杜华，刘春宇，何燕，等.基于一所医院产后抑郁症的患病情况及其危险因素调查.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3，21：321-333.
22 邓爱文，姜婷婷，罗映萍.广州市天河区产后抑郁症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南方医科大学学报，2014，34：113-116.
23 赵淑新，李淑芬，韩艳君.958例产妇产后抑郁症研究.中国妇幼保健，2008，23：225-227.
24 陈起燕，陈烈平，叶宝凤.产后抑郁症的社区护理干预研究.中国妇幼保健，2004，19：32-34.
25 丘春柳，肖勃，谢文娇，等.西酞普兰结合心理治疗对产后抑郁疗效观察.中国心理卫生杂，2005，19：847-848.
26 何红英.健康教育干预对降低社会因素剖宫产率及对产后抑郁的影响分析.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1，27：47-48.
27 袁华.全程导乐陪伴分娩对初产妇产后抑郁、焦虑情绪的影响.中国医科大学学报，2013，42：937-939.
28 黄丽燕，余风仙，廖拾零.香薰按摩在产后抑郁患者中应用的效果评价.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2，28：50-52.
29 肖利军，王心，尚丽新.妊娠期生物反馈训练降低产后抑郁发生风险效果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中华围产医学杂志，2014，17：7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