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怀孕是种病吗？如果不是病，为什么要产前检查、孕期护理和医院分娩？如果是病，不婚不育难道不是健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刘永谋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老人护理13825404095保留一切知识产权，侵犯必究。
近来，年轻人不爱不婚不孕成风，尤其是生育更是让很多女人视为畏途。一般此类问题的思考，总是会从目前不友好的养育环境出发找原因，很少会从怀孕本身出发进行分析。
读了《怀孕文化史：怀孕、医学和文化（1750-2000）》之后，发现怀孕及其观念为当代生育问题讨论提供不同的视角。这是一本用话语分析方法研究怀孕历史的社会建构主义著作。准确地说，它研究的是西方社会的怀孕文化史。
首先，怀孕明显具有自然-文化、私人-社会两种双重性。前者指的是，在孕妇身体生理变化的同时，如何看待怀孕的主流观念不断变化。后者指的是，怀孕既是孕妇及其家庭的私事，也是现代社会干涉和控制的社会性事件。大家知道，生命政治流行的当下，婚恋、怀孕和出生率是人口技术的重点调控对象。
生育与女性的关系尤其是它是否损害女性的身体，至今仍没有完全澄清。在传统社会中，多数人们相信生育并不伤害女人身体，甚至生育过多妇女不容易怀上某些疾病。20世纪以来，类似观念被扭转，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生孩子伤身，女人为家庭繁衍后代做出巨大牺牲。这意味着我们的怀孕观发生重大的转折。
按照汉森的总结，理解怀孕主要有3种模式。第一是传统共生模式，认为和胎儿是共生关系，怀孕让女人身心充满活力，有利于女人的身体健康。第二是20世纪出现的寄生模式，认为怀孕是生病，胎儿是汲取母亲营养的寄生物。在这种新观念之下，孕期前后女人才是健康的，分娩意味着治愈。第三是最近几十年出现的竞争模式，认为胎儿成长与母亲健康存在竞争关系，包括营养、心智等各个方面的竞争。在此种模式下，孕妇即使没有生病，也是因为胎儿竞争而徘徊在不健康的边缘，很容易患上孕期高血压、产后抑郁症等各种疾病。
围绕怀孕是否健康、是否是疾病的问题——我关心的第一个问题——三种模式聚焦于孕妇与胎儿关系的理解，指出妊娠分娩过程中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冲突。众所周知，这种冲突在生产时“保大还是保小”的拷问下最为突出。汉森指出，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产科医学明显从关注母亲健康转变为关注胎儿健康。也就是说，彼时起女人被忽视，而所谓胎儿权利的观念开始主导怀孕事务。
显然，胎儿权利背后肯定有生命政治的考量。对于当代现代社会来说，出生率与经济社会繁荣息息相关。这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这无疑不是某种对女人的贬损。简单地说，“保大还是保小”不应该问，肯定首先要保住女人。
由此逻辑深入，一些人认为，生育是女人处于不平等地位的首要原因，只有彻底摆脱生育女人才能获得自由。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生育本身不是压迫性的，而是将剩余与生产分离的文化建构才是压迫性的，应该通过给生育的妇女提供社会支持、补偿和奖励来消除压迫，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担生育的负担。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念属于后者，强调生育也是某种形式的生产，“妇女能顶半边天”，女人生孩子应该享受产假、补贴等各种社会福利。
在怀孕观分歧的背后，存在着对怀孕是否是疾病的拷问：
怀孕究竟是一种自然状态还是一种疾病状态？答案并非像看起来都那样简单。我们可以将怀孕分为正常和反常两类……正常怀孕被认为是非疾病的。但问题在于，对于任何的怀孕而言，正常都可以快速转变为反常，这意味着针对所有怀孕的医学监控都只是表面上证据确凿。在另一方面，很多女性发现这些医学监控具有侵略性并且可能贬损她们的价值，其结果会对她们的怀孕经历甚至产生消极的影响。一般而言，医学职业领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按性别划分出两大阵营，一边是捍卫最少干预（自然）怀孕过程的助产婆，另一边则是倡导干预（文化）的男接生婆/产科医师。
什么是健康？最常见的定义：健康是没有疾病。什么是疾病？最常见的定义：对人体正常状态与功能的偏离。从这两个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疾病和健康并非完全病理性的，同时是社会建构性的。起码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这种建构性：1）何为正常，本身便是文化建构性的。对此，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有精彩的论述。比如说，认定异性恋正常，同性恋便是疾病，而这种认定当下正在松动。2）从健康到疾病存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究竟那个点区分二者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或者不同地方、文化有些许差别。比如，疫情期间有人讨论过将高血压标准从140/90调低到130/80，据说这一调整将在中国增加好几亿高血压病患者。再比如，体重标准如BMI存在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人指出现在流行的标准过低，原因是减肥、健身产业的商业考量。实际上，“亚健康”概念流行，偷偷扩大疾病的范围，促进医药保健产业的兴旺。
回到怀孕问题上。怀孕不是病吗？可是医院有产科，分娩在医院，产前和孕期定期去医院检查，这明显是将怀孕作为疾病或准疾病对待。
怀孕是病吗？如果它是病，就不应该让女人怀孕，男人让女人怀孕就视同于投毒，而不孕不育才健康而不是需要治疗的病。如今国家鼓励生育，难道是至公民的健康于不顾吗？
仔细想一想，按照环孕的寄生说和竞争说，那些能孕不育的女人才是真正清醒的、对自己健康负责的人，做出唯一正确的选择。对不对？在这里，我们发现当前生命政治中怀孕观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它认定怀孕有病，因此要花钱进行治疗，可以大赚其钱；另一方面，它提倡女人要为国生育，牺牲自己的健康。
上述矛盾暗含着对孕妇的多重贬低：1）孕妇不正常，或者处于病态中。2）孕妇心智有问题——“一孕傻三年”——身体里还有个其他人-入侵者，主体性模糊。3）怀孕、生育是动物性行为，孕妇像动物一样活着，比如吃了睡、睡了吃。
上述矛盾更导致很多贬低女性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坐月子文化就是把产妇当作病人，而且还是大病一场，因此不能见光见风，不能沾冷水、洗澡。在西方历史上长期存在着类似观念：穷人生殖力强，因为他们生活更低级，而生活更优雅的有钱人家的女人不容易怀孕，这实际上是无稽之谈。其他还比如，孕妇容易癔症、容易犯精神病，读书太多的女人影响生育等，围绕着怀疑充斥着大量贬低女性的奇谈怪论：
对于大多数妇女来说，妊娠本身就能导致精神兴奋，有时也会引发精神错乱，尤其是对于那些有遗传倾向的妇女而言更是如此。
这是一本1835年出版于英国的医学著作《论精神病及其他影响心智的疾病》。在此类不友好的环境中，孕妇被重点监视和控制，在压抑和不自由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中怀孕。
想到此处，对女人的境况深表共情。并且，这就引出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怀孕与新科技发展的关系问题。如何让女人彻底摆脱生育困境呢？人造子宫技术看来有潜力，它将彻底将生育任务交给智能机器。
事实上，科技发展在生育问题上极大地帮助过女人。避孕技术的发展，让一些女人不必一年接着一年怀孩子、养孩子，什么也干不了。19世纪晚期，现代剖腹产出现，1892年左右传入中。20世纪20年代，出现可靠的怀孕测试，方法是尿液检测。后来，流行过一段X光诊断怀孕，后来才知道这种方法对女人身体伤害巨大。50年代末B超发明，60年代被用于产科检查。20世纪最后30年，大量产科新科技如产前筛查、羊膜穿刺术、绒毛膜绒毛活检、体外受精、试管婴儿出现。21世纪以降，代孕技术、基因编辑、克隆技术以及人造子宫等新科技，进一步推动辅助生殖的发展。
新科技进步与怀孕观改变有关。很多人指出，将胎儿视为某种形式的人，进而认为它有某种权利，与B超胎儿摄影术有关。当人们看到清晰度人形胎儿，当然更容易将之当作人。同时，子宫受到贬低为“生育工厂”的威胁，人造子宫出现更是促进这种观念。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生命政治的留下离不开技术发展，它本身便是一种技术-权力。无论是区分、规训还是人口等领域的运作，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撑，生命政治便不可能实现。从总体上说，生命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在治理领域的应用。
就怀孕由女体独自承担而言，任何男女平等的讨论均不能忽视它的讨论。对于愿意生育的女人，应该进行制度性的安排予以强力支持，将之纳入社会生产的当然部分，而不应让她们孤零零地面对如此沉重的付出。就那些不愿生的女人，必须保障她们少生不生的权利，尤其是宣布这很正常而不是某种生理或心理的异常。并且，面对正在到来的超单身社会，采取各种措施如大力发展养老机器人，构建单身友好、单亲友好、同性友好的高度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