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除了北京副市长吴晗外，最著名的讽刺作家还有邓拓和廖沫沙，两人都是北京??委的高层领导人。他们的文章最初发表在北京的报刊上，包括由邓拓主编的《前线》杂志。
毛泽东1962年9月24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直到一年后，即1967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才公开发表。
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一书中，叙述了这一事件（第215―216页）。李的这部资料丰富、分析深刻的著作，是迄今为止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阶级问题最重要的著作。有关党派的工作组在文革学生运动中的作用，参见该书第26―63页。李最后说：“在没有特权的社会集团成为党组织选择的牺牲品的同时，最有特权的集团，即高干子女，成为党组织的主要同盟军。”
有关红卫兵派别的社会基础问题，参见骆恩典：《红卫兵派别和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博尔德，科罗拉多州：西部视角出版社，1982年）。书中对这一问题有深刻而详尽的分析。还可参见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有关激进与保守的红卫兵的阶级出身的例证，见骆恩典书中第148―149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
毛泽东1966年7月21日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有关对刘少奇的政治与政策的详尽分析，参见罗德明：《刘少奇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修订版，阿蒙克，纽约州：M. E. 夏普出版社，1998年）。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载《红旗》1966年第11期。
关于老舍命运的详尽描写，参见史景迁：《天安门》（纽约：维京出版社，1981），第343―349页。
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54―55页。
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有关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有许多著作，其中有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9年）； 魏昂德：《张春桥与上海一月革命》（安娜堡：中国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1978年）；谭宁邦：《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述评》，载《东方视野》1963年5―6月号，第7―25页；张旭成：《上海与中国政治：文化大革命前后》，载克里斯托弗・豪主编，《上海：一座亚洲都会的革命与发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白霖：《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政体》，载约翰・威・刘易斯主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
刘少奇的经济和教育政策中另一个精心设计、但被扭曲的社会理想，是涉及青年工人和学生的“半工半读”计划。这一计划最早是为了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提供受教育机会而制定的，但却变成了另一个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这一计划的学生也起来造反，却被党的干部斥责是“社会渣滓”。参见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32―133页。
尼尔・亨特，《上海日记》，第139―140页。
有关上海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详细情况，参见上书，在第300―301页中，列举了18个最著名的组织。
有关张春桥在1967年1―2月操纵上海革命运动的详细情况，参见魏昂德：《张春桥与上海一月革命》，第51―63页。
除了耿金章的第二兵团外，反对张春桥的著名群众组织还有工人第三兵团（它是由工总司里分裂出来的），由复员军人组成的红旗军，以及一些激进的学生组织，包括原来与工总司结为密切同盟的最大的学生组织红革会。同上书，第58―63页；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46―150页及尼尔・亨特：《上海日记》，第221―267页。
“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人是工人第二兵团的领导人耿金章，他宣布得到了48个革命群众组织的支持，拥有比张春桥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关耿在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参见尼尔・亨特：《上海日记》中第11―13 章。
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
同上。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759页。
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89―191页。有关军队的保守作用，参见第168―203页、第234―243页。
同上书，第183页。
关于广西的例子，见同上书，第160页。
北京、上海和天津是直辖市，归中央政府直接领导。
数千人死于6月和7月双方的武斗中，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见托马斯・罗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地方斗争与省级造反》，载《中国季刊》第47期（1971年9月号），第413―418页。
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249页。
林彪是在1968年3月24日北京召开的军队干部大会上发表这一讲话的。作为军队最高领导人，林彪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知识分子不同，他当然站在维持秩序的立场上。英译见《南华早报》第4036期，第1―6页。
江青讲话的英译本，参见《南华早报》第4069期，第1―9页。
有关官方毛主义的版本，参见韩丁：《中国的转折点》（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第71―78页。
本书第20章将谈到林彪与陈伯达的垮台。
在后来几年里，北京流传着许多关于杨成武事件自相矛盾、有时含糊不清的解释，其中包括1972年指责杨卷入了声名狼藉的“五・一六”组织反对毛泽东的阴谋中。1974年，杨重新出现在政治和军事舞台上。
戴维・米尔顿和南希・多尔・米尔顿：《风不会止息：革命中国的岁月1964―1969》（纽约：万神殿书局，1976年），第330页。
有关省无联的主要文件，包括其《纲领》和论文《中国向何处去》，参见梅纳特：《北京与新左派》（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中国研究中心，1969年）。省无联的理论观点主要来自中央文革小组的“极左分子”戚本禹，1968年2月，在省无联受到镇压后，他也受到清洗。
有关广州的红卫兵运动，参见骆恩典：《红卫兵派别和广州的文化大革命》。
福尔肯海姆：《广西、云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载《亚洲研究》1969年第8期，第580―585页。卡诺：《毛与中国：从革命到革命》（纽约：维京出版社，1972年），第434―438页。《远东经济评论》，1968年7月4日，第13页。
《毛主席与首都红卫兵的谈话》的记录稿当时在中国广为流传。关于北京红卫兵的“天派”与“地派”之间的冲突，参见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有关章节；韩丁：《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米尔顿：《风不会止息：革命中国的岁月1964―1969》，第317―329页。在回答学生抗议时提出的镇压是由“黑手”操纵时，毛承认：“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
米尔顿：《风不会止息：革命中国的岁月1964―1969》，第335页。
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291页。有关运动的详细叙述和分析，参见第287―296页。
毛泽东1969年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章程》，1969年4月14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