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为什么在中国不适用？”
“凯恩斯主义为什么在中国不适用？”——
如题这句话不是笔者说的，而是一位名叫江隐的金融从业者说的，其文见于财新博客。常言道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江先生虽名不见经传，但他提出的这一命题引起笔者很大的阅读兴趣。这也正应了一句箴言：提出一个好问题比解答问题更有意义。
正如江文所言，凯恩斯主义是二战之后各国经济发展中最常用也最成功的经济理论，主要是指政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帮助提高社会需求，避免经济陷入萧条状态。以笔者粗浅的知识，也大概知道该理论与奥地利学派占据了现代经济学的“两端”，可以说各有长处也各有短板。不过远者弗论，至少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降，之前“消沉”了一段时期的凯恩斯主义重又成为各国政策的“座上宾”，吾国当年的“4万亿”计划明显是该理论的滥觞。
那么，为何江隐先生“公然”断言凯恩斯主义“在中国不适用”呢？这在吾国经济理论界中似乎很少见。拜读江文，知其主要依据是西方经济理论建立在私企基础上，但中国的国有经济占比仍然较高，这使得我们在宏观调控的时候，如果按照凯恩斯理论出台政策，总是会有扭曲的现象和问题。有些问题比西方还要严重，比如债务增速。
江先生指出，凯恩斯主义一个最显著的副产品是债务率，每一轮财政刺激之后，政府债务率都会上升。对此只能靠经济复苏后资本回报率的提高来化解。否则就容易陷入债务扩张——GDP扩大——产能扩张——产能利用率下降——价格下跌——资本回报率下降的不良循环。而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原因正在于资本回报率出了问题。市场上已经有很多报告研究发现，这段时期中国的资本净回报率比利率降得更快，所增加的债务往往比GDP的增加还要快，从而形成了上面所指的不良循环。
说到这里，江文亮出了其核心的观点：欲要提高资本回报率，只有提高民营企业的占比。这一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其实道理也很简明：众所周知，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天然”要低于民企，因此一国经济中国企占比如若过高，其总体的资本回报率必然偏低。从实践来看，吾国之所以摒弃计划经济而转轨市场经济，之所以要打破国企“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此。现在的问题是还应该继续调整国、民之间的比重，以期获得领导所说的“高质量发展”。比如笔者日前看到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称去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速为5.2%，全年大概率可保5%；然而1—11月吾国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为负的4.4%。很明显，这两个数据是悖反的，由此证明我们的资本回报率确实在下降。
江文进一步指出，当下中国发展遇到困境，有些专家学者建议继续实施凯恩斯主义，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但实际上过去十余年中国已实施了多次凯恩斯主义式的财政刺激，然而带来的结果就是债务率的持续攀升，乃至现在我们要考虑如何一揽子化债。这表明短期的刺激政策若长期化，负面作用就会越来越明显。——以笔者的理解，凯恩斯主义本来就是短期政策，凯恩斯在世时曾坦言：长期看我们都是要死的。
不过笔者注意到，美国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一直在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政策，特别是拜登政府上台后，这一倾向更为明显，如此同样也使得美国政府的负债率不断攀升，最新数据说美国国债已突破34万亿美元。有所不同的是，美国的企业和股市却因此获益。笔者猜度，原因或在于美国的财政扩张政策大部分是经由私营企业“落实”到经济的，因而能维持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当然，美元霸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使得美国政府发起债来简直“肆无忌惮”。
说起来吾国在这方面也有成功的实践，最典型的大概要数这两年新能源汽车的迅猛发展，政府的财政扶持政策主要是给予企业而非直接投资，而当下的车企大部分是民企，它们以此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并使得吾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的汽车出口大国，在当下宏观并不景气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撑了吾国的经济增长。
然而与之相反，凡是政府直接或主要通过国企投资的产业和项目，虽然也有长足的发展，但几乎都是亏损的且负债累累，最典型者大概要数高铁和地铁。当然这些基础设施本身就带有公共品性质，是社会所需要的，只是如果这些投资占有很大份额，就会在总体上增加债务而拉低投资回报率。
江文最后指出，如果不能通过改革守住资本回报率，就不能控制住宏观杠杆率，也就无从谈起高质量发展；唯有在改革成功之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真正发挥其最大的效果。笔者理解他的意思是说，到那时凯恩斯主义在吾国才是“适用”的。当然亦如江文所说，在经济企稳回升之后，那些扩张政策要及时回收，不断减轻政府债务压力，最终让财政实现盈余，经济回到健康增长的轨道。靠堆积债务来维持经济增长，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而所谓的改革，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因为唯有它们才是凯恩斯主义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主要“媒介”。这就是笔者阅读江文之后的一点体会。（未名日记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