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调研报告
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调研报告（精选8篇）
篇1：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调研报告一、xx乡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和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照顾小孩13825404095农村环境治理作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其工作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为进一步改善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提升xx乡整体面貌，对xx乡生态环境保护现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有争对性的提出合理的建议，为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二、xx乡生态环境保护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xx乡建制于1984年，全乡总面积73.3平方公里，辖4个行政村，42个村民小组，1564户6631人，距离寻乌县城50公里，广东兴宁市区62公里，是江西省南下广东发达地区的主要通道出口。
（一）xx乡生态环境保护的现状
xx乡农业是以种植业、果业为主导，茶叶和油茶种植为特色。其中油茶种植面积有25500多亩，平均年产油茶24.5万斤，年产值1000万元；茶叶种植面积有1800多亩，年产值达630万元。xx乡矿产和水资源丰富。地下蕴藏着高含量的铀矿、稀土、水晶矿；境内还建有斗晏、大田、铁尺水、龙潭等8个水电站，装机容量计3.95万KW，被水电专家称之为“小水电之乡”。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环境问题日益凸现，xx乡生态环境令人担忧。目前xx乡农业种植过量使用农药和化肥，在土壤中大量残留，造成土壤物理性质恶化，肥力下降，土壤板结，肥效降低，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地膜的广泛推广及大量应用，虽提高了产量，可由于废弃的地膜不易分解，造成农田污染，影响农业持续发展。稀土的非法开采造成饮用水水质严重下降，对生活垃圾随意排放到河流，影响了沿河居民的生活用水；畜禽养殖污染，使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环境问题已严重威胁到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制约了xx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xx乡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种植不合理的现状，以及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上游污染物下泄等主客观制约因素的存在，使得xx乡环境形势不容乐观。
（二）xx乡造成严峻生态环境形势的原因分析
1.环保意识淡薄，宣传程度不够。对农村环保宣传教育的力度不够，群众环境保护意识总体还不够强，许多群众往往会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或投诉，而对自身破坏或影响环境的行为缺乏自我约束。
2.政府环保力量薄弱。一是xx乡没有专门的环保队伍和防保员。乡干部学历参差不齐，专业五花八门，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二是乡干部人员常变。人员变动过快，使环保工作在质量和效率上大打折扣。
3.农民生产、生活习惯落后。长期以来，xx乡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群众养成了许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不良生产、生活习惯。例如缺少科学种田的指导，滥用化肥和农药；垃圾随处扔等等。这种淡薄和落后的环保意识在农民身上根深蒂固，制造污染的主体十分庞大，难以根治。
4.环保方面配套设施不足。环保政策、环保机构、环保人员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使得落后的基础设施与日益加大的污染负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直接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剧。
三、xx乡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
按照“建设环境优美的新xx”的要求，在全乡大力倡导环境保护意识，构建生态文化，大力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实现可持续发展。
1.加大环保知识及法律、法规宣传。乡政府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加大环境宣传的力度。把保护环境灌输到每个村民头脑中，不断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让农民明白什么是环保，为什么要环保，怎样才能环保。通过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促进他们树立起农产品质量意识和安全意识，从而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2.落实环保乡村责任制。把责任落实到村委会，固定村级环保员，确保人员流动带来的不便。加强乡镇环保培训，完善体制，健全责任追究制。要加强对乡、村领导干部的环保培训，打破部门行业的条块分割，协调各相关部门，依法界定执法职责，将行政执法权力与执法责任有机结合，科学设定执法岗位，明确执法程序。
3.倡导农民养成良好的生产、生活习惯。加强农业知识培训，制订农药、化肥等的科学使用计划，禁止使用高毒性、高残留的农药，鼓励使用和推广配方施肥、生物杀虫灭害等技术，同时倡导良好的生活习惯，推广农村环境保洁，实行农村生活垃圾袋装，确保道路、水塘、河道清洁，转变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
4.完善环保配套设施。应该制定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法规，加强引导，防控结合，发展生态农业。加大环保政策扶持，逐步向生态环境保护如xx环保重点工程、农业污染防治等方面倾斜。要以“建设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村”为抓手，以“农业生产清洁化、村庄建设生态化”为原则，全面推进xx生态建设。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有效控制农业污染，形成良性循环机制，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村环境。建设和完善垃圾填埋场等基础设施，广泛开展xx生态文化建设，着力提高xx环境质量，构建生态优美、和谐稳定的新xx。
篇2：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调研报告——以北流市石窝镇蒙冲村为例
思想政治教育2011110225杨逢辉
摘 要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一步强调和提升林业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改善全区乡村 群众生活生产条件、创造良好人居环境，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日前下发通知，决定从2013年4月到2014年12月在全区开展“美丽广西• 清洁乡村”活动。我们这次寒假社会实践调研活动，旨在通过观察、访问、查资料等多种方式对农民生活状况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果进行深入的调查。感受社会建设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及时发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将广大农民的意愿向有关部门反应，尽己所能解决一些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并和有关部门协调合作带给 他们一些新的有关科技、医疗、环保方面的知识，帮助解决正在面临的科技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清洁乡村·美丽广西环境保护现状问题建议
一、实践地的基本情况
北流市石窝镇蒙冲村地处北流市南部与陆川县沙坡镇相邻，与六麻镇交界，距离北流市区80公里，与陆川县县城相距30多公里。现居住有4000多农民，绝大多数农民以务农为生。是一个传统的农村。
为响应“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富裕、文明、秀美、和谐新农村。以“美丽广西•清洁乡村”为契机，把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于社会实践统一起来，综合多方面优势技能，走进广西北流市，走入农村，深入到基层中去，认真了解当前北流市石窝镇蒙冲村环境状况，送科技下乡，送知识下乡，宣传普及“三农”知识，乡村环境保护知识，提高村民环保意 识，改善村容村貌，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现状分析
（一）蒙冲村的环境现状
蒙冲村是北流市石窝镇的一个小村庄，全村不是很大，有几百户村民，交通不是很方便。蒙冲村虽然仅仅是一个小村，但是也有农村普遍的环境污染问题。目前, 农药、化肥和除草剂在农业生产上的使用,农业废弃物的任意排放, 是蒙冲村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点，造成水质变坏、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农业产品的品质,危害农业生产, 且易传染疾病, 影响蒙冲村居民健康。
1.畜禽养殖污染面广且量大, 污染严重。
农村畜禽养殖多为无序分散状况, 且数量较多, 大量畜禽粪尿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 造成当地环境(特别是地下水)污染, 现已成为蒙冲村一大新的污染源。集约化养殖场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 畜禽粪便对地表水造成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 对大气造成恶臭污染, 甚至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其中所含病原体也对 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2.化肥、农药施用强度高, 流失量大。
化 肥、农药和农膜的使用, 使耕地和地下水受到了大面积污染。农药残留, 重金属超标, 已制约农产品质量的提高。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肥料之间结构不合理 现象。化肥利用率低, 流失率高, 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 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 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
3.村里生活污水污染严重, 生活垃圾处置系统亟待完善。
由于缺乏基本的排水和垃圾清运处理系统, 生活污水大多不经任何处理, 直接排放或沉积在村边沟渠和村庄地面, 最终对饮用水源造成污染。60%以上的农作物秸秆未被有效利用, 成为污染农村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
（二）蒙冲村的清洁乡村工程实施
2013 年4月19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方案〉的通知》（桂办发［2013］6号）正式下发，从 2013年4月到2014年12月，用两年的时间在广西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蒙冲村村委干部在上级工作的指导下，逐渐开展“美丽广西•清洁蒙冲”的工作，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把蒙冲村的各种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一个大的清洁，蒙冲村换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一是清扫垃圾，清除杂物，清洁房屋，开展乡村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和处
理工作，整治农村环境卫生。各级干部每周三对村里主干道进行大清扫，在各个小分队修建垃圾池，每周对垃圾池进行垃圾处理。
二是清淤治理乡村水井、水塘、小河流、排水沟、下水道，清理水面漂浮垃圾，处理厕所、畜禽场（圈、栏）污水排放。整治村里各排污水道，畜禽污水不准随处排 放，清洁各个水塘和小河流，并在各个水塘、小河流等设立禁止丢垃圾牌。
三是清收和处理各种农业生产废弃物，控制农药、化肥等过量使用，大力推广农业清洁生产实用技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
三、调查结果分析
在与当地相关负责人接触，和当地人进行交流以及感受当地状况之后，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当地干部的大力宣传和带头作用下，“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的开展是取得小有成就的，但是，从我们这些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依旧还是存在着些许问题的。
（一）存在的问题
1.当地的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还有待提高
在 我们走进蒙冲村的那一天，我们也参与了当地的清洁乡村行列中，但是在走进村子里时，村子两旁的街道上，仍可看到五颜六色的包装袋，据当地人告诉我们，因为这是村里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这些垃圾基本上都是孩子们扔的。而且，据我们和当地人的交流，他们也告诉我们，虽然他们开始意识到要保护环境了，但是毕竟这 不是一朝一夕之间的事，有些东西还是很难改变的，而且他们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得也不是十分的清楚和明白。
2.当地的相关环境保护工程设施没有跟上
在村里，一路走过去，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垃圾筒及相关标识，而且当地处理垃圾的方式依旧是采取焚烧式的，并且还是隔一处焚烧一处。当然，当地的村长告诉我们垃圾处理站已经在规划建设了，但目前还是选址的阶段，这个进度有待提高。
3.当地村民的响应程度不太高
根据我们的走访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村民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工作，他们，他们所需要的是在村干部的带头下，配合工作就好。
4.当地的宣传方式单一
通过了解，当地基本上都是通过开大会进行宣传的，但是这样的活动毕竟次数少，而且可能有些村民们在活动后就忘得差不多了，还没有排除村民不到场的情况。
（二）相关的建议
1.定好规划是基础
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首先要做好规划工作。要因地制宜，对乡村建设科学布局，统筹安排农房、农村基础公共服务卫生等设施建设，同步进行垃圾污水 治理、沟塘水系疏浚、绿化等环境整治项目，努力做到布局合理、设施配套、环境整洁、村貌美化。规划合理了，建设科学了，公共卫生配套设施齐备了，垃圾有 “家”可归、污水有处可去，乡村才能真正做到既干净又美丽，让农民群众生活得更舒适、更安全、更开心。
2.搞好宣传教育是前提
农村广大干部群众是这次活动的主体，所以宣传教育要着重于转变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和不良习惯，这也是一次革命，思想不通无法沟通。宣传教育要以提高全民生态 素质为目标，大力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牢固树立青山绿水是资本、是优势、是竞争力的价值观念。通过抓好政策法规教育，提高环保意识，大力倡导和积极践行生态文明行为，进一步加强意识教育，培养群众自觉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的道德及良好的行为意识。着力抓好生态科学知识、环保知识普及教育，让群众对生态环境及资源问题更关注。应注重抓好自主管理宣传，让群众真正成为开展活动的参与者，让他们感受到开展此项活动事关自己利益，变“要我干”为“我要干”，真正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在宣传方式方面，除了常有的方式，可以在村里做些标识牌，村里的干部也可以平时以人对人的方式和村民进行交流，在学校里，也可对学生们进行相关的知识传输，并让他们把知识带回家。
3．建好硬件设施是关键
在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有必要建立农村垃圾集运处理体系和农村卫生保洁长效机制。只有硬件设施建设趋于完善，才能长期保持农村的清洁卫生生活。在村中应尽快做到隔段路上配有垃圾桶，建好垃圾池以及污水池等。同
时，配套建设村屯道路、排水沟、垃圾池、农村小型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4.立好长效机制是保障
在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中，首先要建立清洁乡村活动方案以及相关制度规章，积极创造良好的环境卫生、居住环境，制定好村规民约、群众自律，通过民 间组织、行政执法结合，将清洁卫生工作实行承包制，成立专职保洁队伍和各村民小组自发组建的清扫保洁志愿者队伍，开展由专职清洁队伍全权负责清扫，志愿者队伍负责清洁卫生督查等工作。
第二是通过制定一些评比、表彰等机制，激发群众人人参与的有声有色的美化乡村大活动。同时要做好舆论监督机制，应以群众参与活动的为重要抓手。如设置生态环保信箱、成立村里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组织、建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环保问题公众听证会制度等等。
第三是通过设立公示牌，对村里的环境问题整治做到及时接通报、及时处置、保持常态；村民通过成立 “环境卫生保洁工作领导小组”及“环境卫生保洁工作监督小组”等领导机构，做好区域清洁环境长期监督制。
第四是与村民签订“三包”责任书，把清洁责任层层落实分解。建立健全管护长效机制，对乡村环境卫生工作开展，有效整治家园、水源、田园等清洁整治起到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长效机制，把干净清洁卫生的农村环境长期保持下去。
四、对蒙冲村未来的展望
开 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广西行动。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全面深刻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美丽中国“三分天生，七分打扮”。自然赋予是得天独厚的天生优势，但更重要的是人工“打扮”，这就需要各地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实现。
篇3：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调研报告关键词：乡村旅游,生态环境,保护
乡村旅游生态环境包含多级生态子系统及多级要素, 这种多级、多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该系统具有系统多层次和复杂性特点。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下, 自然生态系统或景观的结构形式和复杂程度差异很大, 由此形成该生态系统多样性特点。乡村旅游的生态环境与周边大的旅游环境、城市或大景区存在一定的物资、能量和信息联系, 并依赖地方自然生态环境和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 由此表明乡村旅游生态环境既是开放性的生态系统, 又是个具有封闭性和地方性的生态系统。这种地方性、资源依托、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 极易受人类旅游开发活动的干扰和破坏, 具有不稳定和脆弱性特点。
成都, 作为天府之国的中心, 具有优越的生态环境, 物产丰富、山水秀美、自然风光旖旎多姿, 有众多生态环境优良的国家级风景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这为开展乡村旅游提供了良好的生态保障。成都, 地形多样, 地理特征差异明显适合开展各类型的乡村旅游形式。同时完善的交通体系, 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已成规模的基础接待设施, 都为乡村旅游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特别是成都乡村旅游的代表“农家乐”, 其所在的地方一般或是自然环境宜人、风光秀丽, 或是适合开展一些比较舒缓的能放松心情的项目, 如游泳、垂钓、棋牌等, 或是具有独特的民风民俗, 或者兼而有之。这种幽静的、清雅的、舒缓的氛围和环境对游客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近年来, 随着成都平原经济的飞速发展, 给成都平原的乡村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从而造成了成都乡村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 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局部、小范围的生态平衡被破坏, 这样整体范围内的生态关系的连接就会脱钩, 结果是整体的生态平衡遭受破坏;另一方面, 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无限量的攫取, 不合理使用, 从自然界获取的数量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值能力, 并且排入自然界的废弃物超过环境容量, 使自然资源的再生值能力和环境的自净能力受到破坏。
同样, 随着成都近年来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 乡村旅游的生态问题也日益凸显。近十年来, 成都近郊以“农家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无论在发展水平、规模、经济总量增长以及发展方向上都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到2005年, 成都已经拥有“农家乐”5 596家 (其中星级农家乐300家) , 星级乡村酒店两家, 旅游古镇6个,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4个, 以农业旅游为主体的国家A级景区3个, 乡村旅游商品购物中心3个;乡村旅游直接就业人员7.8万人, 带动相关就业人员39万人;接待游客2 038万人次;实现旅游接待收入7.3亿元,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实现收入16.3亿元。2006年4月12日在首届中国乡村旅游节开幕式上, 国家旅游局授予成都“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称号。在这样可喜的发展状况下, 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令人担忧的生态问题。
1.城市化倾向明显, 原生态日益丧失。由于缺乏专业认识和规划, 乡村旅游经营者为了迎合旅游者, 盲目把极具地方特色和自身特色的东西, 劳神费力、花大力气改造成普通的一般化的东西。如龙泉和郫县部分农家乐在早期发展时, 把乡村小道改为水泥路面, 菜园田垄改为停车场, 以经营园林花木为主的花农, 也逐步放弃了自己的专长, 把花木庭园改作露天饭堂或卡拉OK厅。虽然早期发展时获得一定收益, 但是随着三圣花乡、北湖等众多大型生态化农家乐群体的崛起, 这些失去乡村旅游特色的农家乐前辈们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规模和数量都日趋萎缩。
2.层次单一, 缺乏深度。目前乡村生态旅游还主要停留在观光层面上, 深层次的乡村采风、民间手工艺品制作、民俗文化研讨、夏令营等内涵丰富的乡村生态旅游活动尚未展开, 乡村生态旅游还停留在“采摘农产品, 品尝土菜, 春天看花, 秋天收果”等传统单一的层次上, 缺乏地域性和多样性, 造成成都周边乡村旅游资源重复现象严重。许多旅游景点过分地依赖时令和特色产品, 农产品上市时游客如蜂, 农产品下市时清冷无人, 比如龙泉的枇杷沟、桃花沟里面的一些传统农家乐, 基本上都属于水果上市, 花开时节人头攒动;水果下市, 花朵凋零时, 门可罗雀。荷兰PUM专家组织的旅游专家内莱客·布鲁伊斯 (Nelleke Pruijs) 也曾经针对三圣花乡在花卉较少的淡季如何经营农家乐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担忧和看法。
3.环境卫生较差, 生态污染严重。在成都一些较为偏远的乡村地区, 卫生设施缺乏, 特别是饮水和厕所的卫生条件差, 卫生观念落后, 使游客望而却步。每年, 成都“农家乐”中, 由于餐饮卫生而引发的纠纷不在少数。2003年, 四川省首届花卉博览会在成都锦江区三圣乡开幕时, 花博会主会场附近只有十几家农家乐, 这些“农家乐”规模小、设施差, 卫生状况就更令人担忧了, 基本的“防蝇、防鼠、防尘”措施都没有。因为又地处城郊接合部, 经常停水停电, 消毒柜、冰柜运转不起来, 群众投诉举报菜品质量是常有的事。最近几年,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经营者们的重视, 成都近郊农家乐的卫生状况大有起色, 但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农家乐中, 卫生状况仍然不容乐观。
4.游客环保观念淡漠, 旅游污染仍然存在。经过多年的强调、引导和教育, 中国游客中的环保观念日益增强, 不文明行为大大减少。但是, 在乡村旅游开展过程中, 仍然有不少游客由于个人环保意识淡漠, 行为不检点, 对乡村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乱攀乱摘, 践踏草坪, 乱扔垃圾等等。每年龙泉驿桃花开放时, 一些游客赏花时都会乱折桃花枝, 这不仅损坏了桃树的美观, 还对以后的果实产生影响。2007年春, 当地万家桃园等农家乐老板为怕游客再乱折桃花, 联合在桃林中挂上了“不要乱折桃枝, 乱摘桃花。请文明赏花”的文明倡议牌。崇州市三郎镇欢喜村, 坐落在青山秀水之间, 是去避暑胜地九龙沟的必经之路。每年6—8月, 都会有大量城里游客到这里暂住、旅游, 高峰时每天高达上万人, 排泄、废水、汽车废气给当地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更有甚者, 部分旅游者缺乏游德, 偷玉米、糟蹋庄稼、乱丢垃圾、随意小便, 让当地村民非常反感。
面对成都周边如此严重的生态破坏问题, 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如此下去, 我们这个全国乡村旅游的模范城市, 这块金字招牌还能坚持多久。因此, 加强对乡村旅游的生态管理刻不容缓, 迫在眉睫。
首先, 要对成都周边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全面、详细的调查, 统一规划要求。把乡村旅游规划纳入城乡总体规划中, 根据一定的原则和类别, 对当地旅游资源进行分类、整合, 强化对乡村旅游的指导和要求, 做到旅游资源优势互补, 凸显特色, 使总体规划科学、合理, 形成指导当地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总体规划。近年来, 成都相继出台了《农家乐开业基本条件》、《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及其评定》地方标准和《成都市农家乐旅游服务暂行规定》;2005年底, 成都市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出台乡村酒店服务质量标准。这些标准, 明确提出农家乐经营户其就餐环境、垃圾处理、污水和油烟排放等方面应达到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在星级农家乐评定中予以“环保一票否决”。
其次, 科学引导。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 通过教育引导, 使农民充分认识到乡村生态对于旅游发展的重要性。要求农民根据乡村生态旅游总体规划, 有计划、有步骤、有顺序、有目的地逐步实施旅游发展。避免农民自主开发乡村旅游, 造成随意盲目, 定位不准, 破坏性开发的状况。政府一方面抓好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规划建设。另一方面积极指导农户改厨改厕, 有效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红砂村、农科村均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有特色地结合当地具体情况, 因地制宜地把乡村旅游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比如四川温江县万春镇是享誉全国的花卉、盆景、苗木、桩头生产基地, 农民在花卉、盆景、苗木等生产基地开辟“农家乐”。再比如四川成都龙泉驿的柏合镇, 是著名的“万亩观光果园景区”, 这里种植水蜜桃、枇杷、梨、葡萄等优质水果近8万亩, 具有“四季花不断、八节佳果香”的美誉。依托水蜜桃、枇杷、梨、葡萄的产业, 发展了一批以生态餐饮、客家乡村美食为主打特色的“农家乐”, 每年以春观花、夏尝果, 让人先饱眼福、后饱口福的旅游收入已经大大超过果品收入。2004年4月11日, 柏合镇正式通过国家旅游局验收, 成为西部地区第一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05年境内遍布“农家乐”200多家, 年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 年旅游收入近1 000万元, 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最后, 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乡村旅游开发地区的配套设施建设, 对于保护乡村生态也非常关键。大量游客的到来必然会对乡村的生态造成严重负担, 如何把这个负担减到最轻, 让乡村生态能和谐发展, 就必须完善配套设施, 做好游客接待, 垃圾、污水处理等。成都以创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为载体, 在水、电、道路、交通、管网、电讯、标识、垃圾和污水处理等方面, 促进城市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向乡村延伸, 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 郫县友爱镇农科村, 为改善基础设施, 投资9 100多万元。锦江区“五朵金花”采用人工湿地排污, 污水经过湿地, 变得清花亮色, 可以再利用, 浇花灌菜擦地板都可以。这就像一个大胃, 吞进去废品, 消化分解后吐出来宝。这种“生态治污”的新方法, 解决了一些分散的农家乐和农户的治污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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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调研报告关键词:乡村生态旅游;遥感信息;资源环境;丽江
一、丽江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特点
丽江位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交界地区,境内地质构造比较复杂,山川多变,玉龙山、老君山,金沙江及其山间盆地组成了丽江秀丽江山,形成了观光旅游和乡村生态旅游地丰富旅游资源。目前,丽江已基本形成区内和邻近区间的交通网络,具有较好的旅游区位优势。
丽江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乡村秀美的自然风光、风格迥异的民居建筑、独特的民俗风情、传统的劳作方式、厚重的文化艺术等都对旅游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城镇周围分布着大片农田和果园,点缀着纳西族、白族等多民族村庄,村庄或依山傍水或果园环绕,鸟语花香,炊烟袅袅,一派“天人合一”的景象,组合成丰富多样的乡村生态旅游资源。
乡村生态旅游与目前已形成的旅游景区具有极大的相异性和独特性,玉龙雪山、麗江古城与周边乡村村落形成山、水、人组合景观群,在旅游资源结构和旅游吸引力上呈互补关系。乡村生态旅游具有良好的客源市场,其开发可为丽江旅游业注入新的活力。
二、丽江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环境遥感信息
对丽江的遥感影像进行合成处理,采用TM321、TM432、TM543、TM742波段组合,均得到较好效果。在TM321假彩色合成图像上(如图2所示),丽江的城区与周围的地物区别非常明显,根据原有的数据资源相对比,很好的反映了城市用地的扩展情况。
在TM543模拟真彩色合成图象上(见图2),直观、准确的显示丽江盆地和周围山体的展布及村落在盆地中的布局。乡村主要分布在盆地周围,与山体相连,水资源丰富,耕地肥沃。丽江古城与新城区在色调上也的一定的差异,主要原因是古城是砖瓦房,相对于新城区的水泥房,它的反射率要低。在图像上,部分红色调经野外调查,是一些植被稀少,且土壤有一定的沙化空地,主要位于白沙及玉龙雪山靠盆地一侧。
本研究中采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NIR—R)/(NIR+R)作比值运算处理。由于丽江市周围是山地地貌,地形起伏造成地表光照条件不一致,使同类植物在遥感图像上出现不同的灰度或异类植物却呈现相同的灰度,对遥感图像地物波谱信息造成的影响程度较高,导致误分类。而NDVI植被指数具有波段比值特性,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上述影响[4]。NDVI灰度图经过处理后,更能直观的反映植被的分布情况(见图3)。在植被指数分布图3上可以看出,丽江的森林覆盖主要分布于四周的山体,山体上森林的覆盖达到40%左右,城区较低。
在遥感信息专题分类图上(如图4所示),清晰反映了丽江土地利用类型,如建筑用地(包括居民地、道路、工厂等)以红色显示、水域呈浅蓝色、林地呈深绿色;耕地和菜地作为特殊的绿地景观、以浅绿色表示。丽江的植被分布于四周的山体上与植被指数图上显示的分布情况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水体作为一个环境因子,与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TM543模拟真彩色合成图像上,植被呈绿色调,水体呈蓝色调,在拉市海的边缘,可以看到浅蓝色调,是由于边部水深浅,沉积于底部的泥沙所致。据水利部门测算,现每年流人拉市海湿地的泥沙量约l0.3l万t。目前拉市海水质为Ⅱ类水质,但总氮和总磷超标,已向富营养化方向发展[5]。文笔海、文海、团山水库水体在遥感图像上没有异常反应。
三、基于遥感信息对丽江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建议
丽江生态旅游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在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过程中,要合理布局,统筹规划,走保护-开发-增值-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效应的调查和监测十分重要,遥感技术能快速、准确地识别丽江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资源环境状况,有利于乡村生态环境的识别与及时监测;有利于旅游发展的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利用遥感信息的多时相性研究和监测生态环境状况,例如水体污染、水土流失或生态环境的优化等。
四、结束语
本文采用遥感技术对丽江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资源与环境状状进行调查,快速、准确地反映了研究区的资源与环境状况,由于所选遥感影像分辩率较低,无法对景点进行详细的调查与规划。目前,现有的遥感技术在旅游资源调查方面的潜力还未发挥,如果园林、旅游和遥感部门能够携手合作,遥感方法在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和保护工作中将会发挥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马荣华,胡孟春.基于RS与GIS的自然生态环境评价——以海南岛为例[J].热带地理,2001,(3):198-201.
[2]田雨,林宗坚,李成名等.基于遥感和GIS的区域生态环境分类研究[J].测绘科学,2004,(1):26-29.
篇5：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调研报告打造生态宜居环境两篇
篇一
围绕“一中心、两试点、三条线”，坚持“四个到位”，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环境整洁、设施完善的美丽乡村，实现环境美好、生态优良的宜居环境。
一、依据现有特色科学规划美丽乡村。
坚持规划先行，按照一村一景、一户一策原则，依据村庄现有布局和特色，科学谋划。以青龙岗村为例，根据村庄现有“一村一园和一路，两水围绕五条街”的特色布局，规划“一心一带压三轴，五区遍布多节点”空间结构。依据村民现有风貌进行规划改造提升，打造“L”型、“一”字形、“围合式”等院落，实现美观与实用的融合。二、依托已有基础探索新型发展模式。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统筹产业规划和发展，依托产业基础，形成一村一品，探索美丽乡村建设带动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不断夯实产业发展之基。一是依托青龙岗木制品加工园区，充分发挥木材加工产业优势，推进村产业整体发展。二是完善村庄基础配套设施，做好产业的支撑。将村庄污水管网同园区污水管网统筹规划施工，实现生产生活双服务。三是进行村庄环境整治，延伸村庄发展脉络，打造宜居环境，并同步推进企业“三化”提升。三、结合多种举措打开乡村建设新局面。
一方面，美丽乡村建设同宅基地改革相结合，以宅基地改革为突破口，整治空心院、空闲地，利用收回的空心院、空闲地打造微地形。另一方面，美丽乡村建设同乡风文明建设相结合，积极开展“三捐”活动，利用活动助推美丽乡村建设。目前，村已收回征收半亩以上宅基地42家，腾挪土地21.6亩。筹集三捐资金14.5万余。已拆除门楼、破旧房屋256间，拓宽主次干道22条共8600米。在青龙岗木制品工业园区已加铺柏油路面5000平方米，改造外立面1.8万平方米，厂区外建设生态停车场1.2万平方米，并新种乔木、灌木及草坪等绿植，园区生态环境极大改善。
篇二
绿水青山不仅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而且也是自然资本。我镇以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为目标，推动生态与农业、工业、文旅、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稳妥有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构建保障群众稳定收益的长效机制。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让环境成为未来生态经济增长的资源。生态与经济共赢，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干驿绿色画卷正徐徐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一、以科学规划为引领，提升精品指数
我镇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调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镇域乡村建设规划、中心村布点规划；科学编制了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和乡村自然肌理，因地制宜，突出村庄特色，打造出了一批个性彰显、特色各异、宜居宜业宜游的精品美丽乡村。
二、以植绿见绿为平台，提升绿色指数
xx镇历史悠久，地处平原，土地肥沃，沟渠纵横，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加快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我镇坚持规划引领，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着力打造特色村，推进美丽乡村的品牌化和特色化建设，同时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将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建设环境优美、乡风文明、村民安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是加强领导，认真规划。
为保证植树绿化工作顺利进行，xx镇建立起“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村分头实施”的工作格局，多次深入到各村田间地头，实地考察，对植树造林工作进行了详细规划。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实地规划晴滩、八团、蒋三台等村村庄绿化；其次因地制宜确定植树任务，加大各村荒沟、荒坑的植树绿化工作，确保植树造林工作圆满完成。二是突出重点、应绿尽绿。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按照标准和要求开展植树造林，做到应绿尽绿。大力开展“绿满干驿行动”，全年植树造林1114亩，栽植景观树80000余株，栽植果树500余株，确保植树造林工作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三是加强管护、保证质量。
认真把好“管理关”，严格落实管护责任，切实做好栽植苗木的后期管护工作，组织护林员从树苗筛选、树坑规格、树干涮白、树木浇水等一系列环节抓起，把好“树苗关”、“栽植关”、“管理关”，与林业部门加强衔接，加强技术指导，保证成活率，努力实现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四是广泛宣传、积极发动。
在做好任务分配、扎实推进植树造林进度的同时，注重宣传发动工作，多渠道宣传植树护林的重要性，充分调动群众力量，干群携手植绿美化家园，营造“镇村联动、全民参与”，“人人都植树，村村都造林”的氛围。积极引导群众发展经济林及林下种植、养殖，绿化、美化生态环境；大力鼓励、支持村民建设“小五园”，在房前屋后的空白地种植蔬菜、果树、花草等，植绿见绿，见缝插绿，提升乡村绿化覆盖率，让乡村真正绿起来、美起来。三、以乡村建设为支撑，提升富民指数
一是组建工作专班，推进项目落地建设。
全年签约并建设项目3个、投产项目2个。盘活干驿天东工业园存量厂房和土地，湖北天顺干驿风电项目进展顺利，光伏项目积极推进。二是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完善城镇服务功能。
投资40万元消灭镇区泥巴路、投资15万元完成农民街和白马路的路灯延伸、投资18万元完成中转站扩建工程和相关配套设施、投资377万元完成五处空闲地绿化及老风景河拆迁、排水、绿化等工程。三是以项目建设为载体，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新建全民健身中心、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活动广场1600㎡，安装体育器材18台套，为居民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休闲运动场所。美化村级道路25.2公里。全年共疏浚渠道15条，总长度达45.256公里，完成市布小农水建设任务的150%。刷新房屋立面300余户，绘制文化墙近5000平方米，改造小三园500余户。同时积极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加大对美丽乡村建设的投入，着力提升美丽乡村建设品位，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指数。四、以环境整治为载体，提升健康指数
xx镇按照市委市政府美丽乡村建设“十宜十不宜”要求，明确了美丽乡村建设方向，3个整治村、2个示范村。结合自身实际，组织工作专班赴多地参观学习，大力开展环境整治。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
由镇党政一把手牵头成立领导小组，对镇环境治理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并调整精干力量，全力以赴持续开展环境整治工作。二是广泛宣传发动。
要求镇村干部全员上阵，党员干部先行一步，带头干、亲自干、主动干，以点带面，率先垂范，发挥积极的示范带头作用。同时，号召全民参与整治活动，强化宣传，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广泛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形成了全员出动、合力攻坚治理环境的浓厚氛围。三是综合治理，消除死角。
以清理生活垃圾、整治杂物乱堆乱放为重点工作，把房前屋后、沟渠全部、村里村外和河道沿岸等纳入管理范围，对积存垃圾进行及时集中清运，着力清理村内、村外的柴草堆、垃圾堆，清除河道、沟塘内积聚的垃圾渣土，彻底清除卫生死角，确保垃圾有处放，清理及时。2020年共拆除老旧废弃房屋140栋，拆除旱厕300余座，安装路灯200余盏，清理房前屋后积存垃圾、杂草杂物200余吨，启动建设桥梁2座，新建及改造、加宽道路20.2公里,建设村级小游园9座。顺利通过省级卫生乡镇复核，镇区环境得到提升，城乡垃圾统筹治理深入推进，积极开展“十户联创”，提升村民环境卫生意识。配备村级保洁员106名，合理分配保洁区域，扎实开展积存垃圾治理。厕所革命进展顺利，已完成农村改厕6767户，新建农村公厕21座，实现23个村（居）公厕全覆盖。不断改善镇村居民环境，提升群众居民的生活品质。
五、以文化传承为导向，提升文明指数
干驿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之乡”。勤劳、勇敢、智慧的干驿人民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具有深厚底蕴、绵延千年史册的历史文化。如何适应时代，开辟新途径，切实加强文化建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干驿的发展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事业的发展不仅要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
一是以建设镇文化中心、文化广场为重点，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先后投入700多万元，建成集文化传播、图书阅览、教育培训、健身娱乐多功能、多用途于一体的干驿全民健身文化服务中心，为居民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便利，极大提升了文化服务的能力，激发了群众开展健康文化活动的热情。二是以村级文化活动中心为载体，带动农村文化发展一盘棋。
按照“一村一舞台、一村一图书室、一村一文化广场、一村一广场舞队”的基本要求，推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组织农民和居民开展多姿多彩的健身娱乐活动。通过“一盘棋”的带动，既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又提高了群众文化素质。三是以建设文化美食名镇为重点，激发餐饮文化促消费。
我们通过“小龙虾美食文化节”活动，评选“干驿蒸菜名馆”12家，授“干驿锅盔”名点6处，在各个媒体上广泛宣传，极大的提升了干驿美食知名度，推动了干驿餐饮业的发展，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升。篇6：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调研报告一、工作背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农村垃圾处理工作已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和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生态建设，搞好农村垃圾、污水处理和“公厕革命”，实施乡村清洁工程，努力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二是省委、省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强调“各级政府要提高认识，要把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建设及打造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三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曾专题曝光了河北易县和广东惠东县吉隆镇的垃圾围村现象。四是区委组织部开展的第二季“青年说”活动，主要课题是围绕党建引领基层建设，作为第二组，我们的中心主
要是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打造生态宜居乡村，为全区美丽乡村建设建言献策。
二、基本情况 郾城区地处河南中南部、属淮河流域，隶属内陆特区漯河市，面积 413.1平方公里，总人口 47.4 万人。2004 年 9月撤县设区，辖 6 个建制镇、3 个街道办事处，共计 9 个（镇、办），178 个行政村、369 个自然村，其中 1500 口人以上的自然村 70 多个，总户数 80000 多户，常住人口约 36 万人，日产垃圾量 40 余吨。
近年来，郾城区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主线，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核心，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在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建设管理、创建宜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丰富产业形态和强化政策扶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初成效。目前，全区累计投入资金 1.1 亿元，初步建成了以尧河文化为代表的新店镇尧河庙村、以孔子文化和农耕文化为代表的的龙城镇孔沈邓村、以生态林建设为代表的龙城镇塚马村等 10 多个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
三、具体做法 为了高质量推进美丽乡村创建工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委区政府成立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相关镇也成立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组织，并明确由各级乡村振
兴战略领导组织负责创建美丽乡村工作。同时，专门成立了区委副书记任政委、分管农业副区长任团长的“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合力团”，整合农林、水利、林业、文化、畜牧、农机、国土等部门及各镇办工作力量，统筹推进美丽乡村创建工作。
（一）科学规划布局。按照“高起点、准定位、领未来、成精品”的工作要求和“小而美、特而强、聚而合”的创建目标，积极借智借力，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布局美丽乡村建设。新店镇尧河庙村毗邻尧河建立了“乡村记忆馆”，收集农耕时期生产用具、生活用品，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尧河庙村的特色文明村风、村庄概况、人文历史沿革、村情民情发展变迁、人物春秋等文化生活元素，展示了尧河庙村的发展历程和成就，突出了“耕读孝义，德信仁和”的尧王文化，体现了“盛夏葡萄甜四方，寒冬衣裤暖人间”的时代风貌。龙城镇孔沈邓村挖掘孔子文化内涵，规划用沙河景观带，串联石磨家园等现有设施，形成了古朴自然、绿林环绕、环境优美、街道整洁、设施齐全的新农村，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河南省综合治理先进村、河南最美文化传承村、漯河市卫生先进村、漯河市特色文化活动基地等多项荣誉。龙城镇塚马村结合“绿满郾城”行动，以政府主导，大户承包的形式，流转土地 3000 亩，打造了特色“经济林”。
（二）创新管理模式。在省委、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和统一部署下，郾城区以构建“城乡一体、统一管理、全面覆盖”的大环卫格局为目标，以环境整治为切入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以大力推进乡村清洁工程为抓手，逐步加强对乡镇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工作的分类指导和监督管理。2019 年，在市、区财政的支持下，成功将城区及乡镇环卫转交至专业环卫公司，并在孟庙、龙城、新店、裴城、商桥五个建制镇建设了多个垃圾中转站，发放了垃圾压缩车、运输车，配备专业环卫工人进行全天候不间断保洁；初步建立了“农户定点投放、村级负责收集、乡镇定时转运、区级监督管理”的三级四层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体系，实现了农村垃圾“日产日清”。
（三）集中开展行动。2014 年至今年，结合全市创文工作，我区对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进行动员再动员，专题部署，主要党政领导干部分片包村、亲自督办、真抓实干，为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扎实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郾城区通过大范围、高强度、高密度的宣传造势，使全区人民深入了解卫生整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调动村民群众参与意识，以宣传标语，发放宣传材料、在电视台开辟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栏，传播先进经验，曝光不良行为，等形式大力提升农村居民对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的重视程度和自觉意识，不断增强农村干群的卫生意识、环保意识和文明意识。目前，全区已形成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模范带头，商户、群
众主动参与村容村貌整治，积极开展家庭环境卫生净化、亮化、美化活动的浓厚氛围。
（四）完善基础设施。投资 1.1 亿元，分别对裴城镇裴城村、新店镇尧河庙村、龙城镇孔沈邓村、商桥镇靳庄村、孟庙镇拦河刘村、李集镇相树张村、裴城镇区、孟庙镇区、李集镇区、商桥镇区进行基础设施提升，累计建成“四好农村路”130 公里，农村公厕 20 座，安全饮水项目 9 个。区环卫服务中心也积极想市城市管理局申请，在 6 个镇先后规划建设 30 余座村级公厕和垃圾中转站。同时，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对裴城古村落等村居加强保护，并整合聚博文化园、孔沈邓耕读园、伊人黑玫瑰庄园、花桂庄园、西湖果缘等旅游景点，开通了周末旅游免费直通车。
（五）优化政策环境。在美丽乡村创建范围内优先实施农业政策改革，突破建设过程中的土地、金融等政策瓶颈。一是全面完成土地确权工作，实现农村土地由农民使用向多主体使用转变、由生产使用向多功能使用转变打下坚实基础。二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盘活土地资源，将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用于美丽乡村建设。三是在创建范围内优先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收益。
（六）建立工作机制。为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我们
初步建立了科学有序的工作推进机制。一是按照宽进严出的原则，每年在全区范围内择优筛选一定数量的美丽乡村进行培育。二是对培育的美丽乡村每年评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等次。对评估优秀、良好的，给予一定政策支持和奖励；对评估不合格的，实行约谈提醒；对连续两年评估不合格的，取消资格。三是区农业合力团定期召开会商会议，协调解决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推进、政策落实等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对美丽乡村创建工作进行全面指导、督促、评估和检查。
四、存在问题 郾城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资金不足，融资困难。美丽乡村”建设，无论是基础建设、绿化种植，还是环境整治、长效管理都要投入资金。目前政府资金相对有限，难以满足“美丽乡村”众多指标的建设需要，很多贫困村、偏远村缺少集体财产，还有些村干部为了个人私利，敷衍工作，混日子。
（二）群众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一是部分村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组织能力欠缺，村集体经济薄弱，不能有效地调动群众主动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二是“等靠要”思想严重。美丽乡村建设中，等上级部门安排、要上级拨款，主动作为的意识和能力不强。
（三）管理不到位，机制不健全。个别乡镇村点长效保洁机制不够健全，集中整治后的成果不能持续巩固，工作反弹现象屡有发生，乡镇以点带面的试点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农村“脏、乱、差”情况仍然存在。特别是逢三秋、三夏生产，村里沿街、小巷等秸秆到处堆放；村路边粪堆、草垛、沙堆、瓦砾、砖堆等也随处可见，影响农村交通出入及村容村貌。
（四）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发展投入不大、后劲不足。我区绝大多数美丽乡村都是基础型的建设，资金投入和项目建设主要是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农业、旅游等产业项目投资回报期长，较难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一方面是政府投资总量有限，只能优先满足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配套；另一方面是产业发展类投资较大，我区农村大多集体经济薄弱，合作社不发达，相对发达地区的多渠道投入有明显差距。
五、外出考察学习总结经验 10 月 12 日，在区委组织部齐部长的带领下，第二季“青年说”全体组员一行，先来到平顶山市宝丰县朱洼村、杨沟村、王堂村，经过实地考察、听取村干部的介绍后，总结如下：一是结合实际，在不破坏原始村貌，本着尊重自然的原则，在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保留村里原生态，例如村内污水处理，将村内原有沟坑种上莲藕、水草等植被，通过大自
然最原始的方式净化水源，这种做法不但节省了大量的资金，也节省了人力物力和很多资源。二是打造特色乡村，每个示范村都打造了一个主题，例如乡愁杨沟，村里很多破旧瓦房年久失修，房主早已搬离，村两委投入少量资金，将老旧房屋打造成记忆馆、图书室、展览馆等形式，不仅仅是美化的村容村貌，更是让整个村更富有文化底蕴；三是两委干部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代表作用，以上每个村不单单是美丽乡村示范村，也是先进党支部村，由支部书记带头，不断引导广大群众转变提升生产生活方式，例如，村里没有保洁人员，二是发动村两委干部，以每人分包一条村级道路的模式进行保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的付出，不但提升到两委干部的凝聚力战斗力，也提升了老百姓对环境卫生保护的思想意识。
下午，考察组一行来到汝州市朱寨村、东营村和塔寺社区，这三个村和社区与上午生态美丽乡村建设的道路完全不同。这个三个村（社区）共性是积极发展集体产业链，以党支部为中心，以基层党建为核心，发展了种植业、农业、运输业、旅游业等多种产业，通过深入调查和听取负责人介绍，总的来说，他们的成功源自于基层党支部的建设，以党支部书记为带头人，不断提高两委干部和社区党员的思想意识和思想觉悟，相信党，拥护党，听从党的指挥，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经过党支部不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才能成功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让广大老百姓得到实惠。
六、党建引领基层建设，打造美丽宜居乡村的建议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想真正建立起长效机制，巩固好活动成果，保证整治实现常态化，除了继续推行上述措施外，还应跳出“整治”看“整治”，在“综合”上多下功夫，建议注重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夯实“基础”，着力筑牢“抓当前”与“管长远”的根基。把加强村级班子建设作为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建立美丽乡村建设组织领导机制，积极开展美丽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全方位覆盖，夯实组织基础。坚持党建工作与美丽乡村建设同步规划，创新构建区域化、全覆盖的党建富民组织体系。
（二）强化“引领”，着力推动“小盆景”向“大风景”的转变。顺应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干部的普遍心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延伸党组织触角，以村为单位划分网格责任区，从抓庭院美、人居美入手，做好宣传引导、征集和应对民情民意、工程推进等工作，使党员干部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推动者，营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话往一处讲、事往一处做”的美丽乡村党群共建氛围。
（三）注入“动力”，着力做好“新血液”和“新作为”的培养。注重在美丽乡村建设的一线发现、培养、考察入党
积极分子，把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作为党员发展重点对象，以“讲奉献有作为、有素质敢担当”为标准培养后备干部，增强党员的荣誉感、成就感和投身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
（四）改变资金投入方式，引入社会资本投入。一是加强政策指导，统筹各部门涉农资金，各部门在编制部门工作计划时，尽量向美丽乡村倾斜或同步建设，提高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撬动社会资本，减轻财政负担；二是积极探索建立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投融资平台和筹资渠道，多元化筹集建设资金，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五）加强宣传，引导群众主动参与。一是广泛宣传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意义和政策，增强群众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来改变人居环境、增加收入，构建和谐生活的美好愿望；二是探索建立美丽乡村建设“村为主”工作机制，如在规划编制、项目安排、建设实施、管护机制等方面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三是提高群众参与度，在乡村建设内容、项目工程、工作监督等方面尽量让群众参与，使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主动参与。
（六）加大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增加经济收入。一是要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主导产业，实现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种养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落实扶贫等惠农政策措施，参与
篇7：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调研报告柴庄小区位于阳谷县火车站西，紧靠京九铁路，现有5个居民小组，153户，567人，原有耕地458亩。近年来该小区借助地处城乡结合部的优势，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角度出发，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利用国家政策，高起点搞好规划，高标准搞好建设，积极稳妥地对原村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几年前的柴庄，百姓住的是柴扉平房，胡同院落里跑着鸡、鸭、狗、羊，几条坎坷不直的街道尘土飞扬，雨雪天街道泥泞路不畅，老百姓大多穿着陈旧衣裳，呈现出一个地地道道的昔日农村景象。
1996年初，县城修建站前街及东环路，一次性占去柴庄230亩耕地，到2002年时，又有十几个机关事业单位在此征地建设，因此柴庄所剩耕地无几。面对现实，小区支部一般人破釜沉舟，确立了“整村拆迁，整村改造，商业立村”的工作思路。他们多次组织外出学习，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得到了全小区居民的充分认可，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2004年开始，街道党委、小区支部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柴庄拆迁改造之路。
一、发挥优势搞规划
县规划、建设、土地等部门对全小区进行了实地测量，挖掘小区优势，聘请了专家、学者对小区进行了整体规划。规划方案在全小区公布，广泛征求居民的意见，使规划人人皆知、深入人心。
二、阳光作业搞拆迁
拆迁伊始，所有操作过程均实行阳光作业，使老百姓明白、放心。房屋、土地评估结果以及补偿额一律张榜公布，接受全体居民监督，居民无异议后，补偿额及时发放到户。拆迁工作分两期，每期近千间房屋，不到两个月就全部顺利拆迁，为全面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着眼未来搞建设
从2004年6月开始，柴庄的商业步行街按照规划开始建设，相继建成了：①2004年10月投入使用的占地2万平方米的综合市场一处； ②2006年10月占地26亩、建筑面积26800㎡的高档封闭式居住小区——盛世家园投入使用；③2008年7月一个占地1.1万平方米的绿地休闲广场竣工使用；④2008年10月柴庄商业步行街建成并投入使用，至此全体居民拥有了人均40平方米的经营性用房；⑤修建了排水管道，安装了路灯、自来水、天然气，组建了环卫、物业等公司，使柴庄小区居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同时得到提高。
2008年10月24日，柴庄举行了“旧村改造全部完工暨商业步行街启动”庆典活动，整个柴庄的拆迁改造全面完成。通过旧村改造，一个拥有自主建设的两条商业街、一处综合市场、一个居民小区、一处文化广场的新柴庄拔地而起。目前，两条商业街可容纳商户800余户，吸引外来就业人口达2000余人，人年均增收6000余元。
昔日贫穷落后，脏、乱、差的落后村庄，变成了现在的高楼林立、商铺云集、道路纵横、秩序井然、群众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四、尊老爱幼，树立文明村风
集体富了，居民的腰包鼓了，小区支部一班人更加重视老年人工作。
首先，1991年就成立了以支部书记柴保贞书记任会长，柴保亚、杨先启等5位同志任会员的老年协会组织，该协会曾被市委评为优秀单位。
其次，加大了对老年事业的投入，着力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学习、娱乐、健身环境。小区集体出资500余万元，铺设了柏油路，安装了路灯、自来水和天然气，并修建了排水管道，为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提供了方便。2008年，集休闲、娱乐、健身为一体，占地1.1万平方米的绿地广场竣工使用，该广场配备了一处音乐喷泉，数字屏幕矗立在广场中央，4处凉亭，14处健身器材，一个舞池，一处篮球广场，并建造了石凳、石桌，供老年人休闲下棋，从而为老年人休闲娱乐搭建了平台。同时一处面积50平方米、藏书2000余册的文化大院正式启用，图书可供老年人随时翻阅，从而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第三，落实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使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60岁以上的69位老年人与其子女全部签订了“赡养老人协议书”，并受柴庄小区及县老龄委的监督。从2009年元月份小区支部班子在集体积累中每月拿出9000余元资金对69位老年人按时发放生活补贴，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医疗保障上，小区集体出资为他们全部落实了新型合作医疗保险，解决了他们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人到老年，意外难免，小区集体又出资2000余元为69位老年落实了“银龄安康保险”，使他们人身意外伤害得到保障。将特困、低收入的所有老人全部纳入了低保，实现了应保尽保，并对五保户家庭进行集体供养。另外，还为69位老年人办理了老年优待证，使他们享受到了老年人应该享受的一切优惠政策。
第四，集体送温暖，老人得实惠。二十几年来，小区支部一班人在每年的老人节从集体中拿出万余元用来发放慰问品、慰问金，使他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近几年，还邀请戏剧团进行表演，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每年的年末，小区支部一班还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好媳妇、好婆婆评选活动，并将评选结果张榜公布，从而营造了尊老敬老的良好氛围。
柴庄小区支部一班人始终心系老年人，正在高标准努力，使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康的晚年。我们相信：柴庄小区的老龄工作将会越来越好。
篇8：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调研报告然而,对于这种发展方式所带来的问题,不仅需要从认识上高度重视,更需要对以往发展模式下所形成的系统失衡加以反思与重构。当前,这种反思无疑地指向了中国模式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即权力的高度卷入与社会的羸弱及其再生。乡村环境案例是理解权力过程所导致的系统性问题的一个绝佳个案。从权力体系的重构与社会生产出发,则为进一步理解与解决中国模式下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回答。
1 权力卷入下的乡村环境问题
中国乡村环境问题的特征,不仅体现在其影响面宽、污染严重,同时也体现在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乡村环境问题就不只是一个自然环境受损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乡村环境污染的严重性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文献[2],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这些环境问题是通过何种机制与地方政府联系在一起并进而从自然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的。
1.1 乡村环境污染扩散与 GDP 主导的政绩观密不可分
纵观近年来频频出现的乡村环境事件,不难看出权力卷入与GDP主导的发展观起了关键作用。首先,农村地区点面结合的污染状态与改革以来经济发展优先的意识形态之间有亲和性。农村的环境污染来源多、污染面广、污染类型复杂,呈现日趋严重的复合型污染特征,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和空气污染同时存在,某种污染一旦形成则会引发复合型的后果[3]。旧有的农村生活体系有着一套自我修复、保持内部生态平衡的调控能力。然而,改革的意识形态以及对经济发展的过度倚重使人们的传统环境观发生了改变,对环境保护不再关心,对环境污染见怪不怪,正如对于水源的功能经历了从高层次的饮用功能向低层次的排污功能的转化[4]。当人们对环境问题普遍不再重视,大面积的面污染自然就容易发生。
其次,随着近年来工业发展局势的变动,农村环境污染经历了自东向西、由城市到乡村的转移,其中GDP主导的政绩观起了重要作用。农村的重大污染事件基本由工业引起,最初出现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5]。然而,伴随这些地方“腾笼换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耗高、污染大的企业逐渐向中西部迁移,导致污染转移[6,7]。如浙江的化工企业、佛山的陶瓷企业,近年来都已经将污染严重的生产环节前往苏北、江西、湖南等地。而部分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基于追求GDP增长,在引进企业的过程中主动降低环境要求,有些地方甚至认为“我们的优势就是不怕污染”,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8]。不管从点还是面的角度来看,乡村环境污染的局面都与意识层面对污染的放松、轻视有着重要关联,这反过来也加大了污染治理的难度。
1.2 权力错位和监管缺位频频导致重大污染事件
农村的自然地理状况和基础设施滞后的现状导致了污染一旦发生往往容易形成扩散和失控局面,然而在乡村地区,政府的监管力度又呈现薄弱的状态,容易导致重大污染事件形成。在社会认知中,大部分的污染源与政府的招商引资有着密切关系;而相比于获取经济利益,政府的环境治理职能过于弱化,这就导致了群众产生污染来源于政府的认识。
浙江近年来爆发的几次重大群众环境抗争,都与政府所主持建立的工业园区有关:东阳市画水镇原来是“歌山画水之地,人文荟萃之乡”,但是世纪之交建立的“竹溪工业园”陆续进驻了13家化工企业并大量排放污水、废气;长兴县是著名的《茶经》之创作地,2003年以后当地蓄电池行业急剧扩张;新昌江南部原味浙江著名的4A级旅游胜地,然而1996年开始规模兴建的化工企业使得水质急剧恶化,进入新世纪以后水质已经变为劣V类,当地部分村庄35-45岁人口中罹患肝病者高达50%。
乡村的自然条件决定了环境废水、废气的排放影响广泛。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对土地、水源等重大污染,后果影响深远。如近期广东的镉大米事件,分析揭示产粮大省湖南所产大米已经普遍超标[9]。其缘由乃是当地严重的土壤污染,而土地污染治理难度大、周期长,见效慢。虽然早在2006年就已启动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与防治专项调查工作至今尚未发布结果,但是已有数据已经指出了这种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 000万hm2,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 000多万t。土壤重金属污染一旦形成即具有不可逆性,很难恢复,远比水污染、空气污染治理要困难。即便将富集植物种上10年,一片农田也恢复不到清洁土壤的水平[10]。
1.3 权力指向的污染事件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强动员效果
除了对自然环境造成重大破坏以外,农村环境问题还往往对人造成严重危害。如2009年8月16日陕西省爆出了触目惊心的凤翔铅污染事件,经权威检测后,已经发现851名儿童血铅超标。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陕西凤翔“血铅”引发群体性事件仅仅发生数天之后,湖南近百名儿童又沦为了“血铅”的受害者。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过去的30年中,恶性肿瘤导致死亡比例在不断增加,2010年农村每10万人中有144人死于恶性肿瘤,而到2012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151人,增长速度远甚于城市同期的增速。尽管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与疾病形成之间的逻辑联系不予认可,但是人们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将疾病归因于环境污染,特别是一些环境污染集中地区,如海河流域及浙江萧山、台州等地的多个“癌症村”、“中国皮都”平阳县水头镇和“世界矾都”苍南县,在这些地方“环境报复”的社会认知尤其明显。
正是由于剧烈的人身危害,使得相对于城市中以中产为主、较为理性的抗议行为,乡村的环保抗争事件非常激烈,暴力对抗、冲突事件频频出现。如浙江省近年来因为环境污染而引发的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有:2005年金华东阳画水镇事件;绍兴新昌药厂污染事件;湖州长兴蓄电池厂污染事件;2008年舟山定海和邦化工厂污染事件。这些事件无一不引起广泛轰动,产生恶劣影响。相对于一般性群体性事件,环境群体性事件影响极大,牵涉程度深,爆发后社会危害性很大,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也比较深远。
2 强权力—弱社会架构下农村环境的系统性失衡
强权力架构下的乡村环境议题突出表现为权力错位、市场强势与社会缺位。具体来看,国家对于乡村环境治理中存在牟利性强、治理职能软弱等体制不顺问题;农村环境保护的社会力量萌发不足、环境认识与自我保护不足;市场机制扭曲、资本对环境破坏严重等。
2.1 体制不顺,农村环境错位严重与治理缺位
首先是体制内部矛盾频发。生态环境保护是国家战略,但是在区域层面,面临着区域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的冲突,导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在重大环境领域决策中,中央总体上处于主导地位,但却无法面对地方进行博弈、阳奉阴违的尴尬,在“谋利型”代理的动机驱使下,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很难落到实处[11]。其次,地方政府间在治理污染上也存在利益冲突,导致发生环境治理纠纷时,地方之间几乎毫无例外地陷入恶性博弈的境地,这在流域治理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如在江浙边界的麻溪港、粤西小东江治理等案例中,上游政府对污染源监管不力,导致污染企业超标排污、偷排污染物的现象严重;下游政府存在“搭便车”心理把污染治理寄希望于上游政府和上级政府。上下游政府间各自为战、相互推诿[12,13]。第三,相类似的分歧在中央职能部门之间因职责交叉而同样严重,如在怒江水资源开发、淮河治理等过程中,环保部门和发改部门、水利部门及地方政府之间就呈现严重的分歧,机构之间的条块分割导致污染治理难以落实[14]。
2.2 资本强势,利益诱导下农村环境保护堪忧。
从历史看,从1980年代农村开始兴办企业,污染开始进入农村,到1990年代产业发达的地区已经是污水横流。不少乡镇企业“先上车、后补票”,各种作坊式的污染企业呈现无序发展的态势;随着城市环保不断受到重视,因环保不过关、被“驱除”出城市的高排放企业纷纷“上山下乡”,进一步加剧了农村污染局势。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的制度设置下,地方政府容易与资本结成联盟,政府本身呈现“公司化”的特点,一些地方政府像公司一样,把追求利润最大化当成行政目标,其手段也集中于招商引资[15];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没有在污染监控、污染治理上起到该有的作用,反而承当污染的保护者,加剧了农村的环境污染状况。一方面,乡村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水污染、空气污染等事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农村人们自己也充当了环境的破坏者[16]。为追求利益,农民在农业劳作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化肥和塑料薄膜,从而造成严重的农业污染。过去20年间在播种面积没有大幅增长的条件下,全国化肥和农药施用量都增加了一倍以上。2010年的化肥、农用塑料薄膜和农药施用量分别是1990年的2.14倍、4.50倍和2.39倍。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kg/hm2,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 kg/hm2,是安全上限的1.93倍。我国农药的平均施用量13.4 kg/hm2,其中有60%至70%残留在土壤中;1990年农药施用总量约为70万t,2008年达到173万t。2007年全国污染源普查表明,全国农业源的化学需氧量(COD)排放达到1 320万t,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3.7%,农业源总氮、总磷分别为270万t和28万t,占全国排放总量的57.2% 和67.4%,农业面污染对农村环境的损害严重。
2.3 社会缺失,多元主体制度化参与渠道缺失
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高度卷入和环境治理中一端独大,共同导致了作为环境问题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社会主体的缺失。这种缺失兼具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由于缺少参与机制,社会环境议题的呼吁被相关机构忽略,由此导致缺少能与政府和市场所构成的环境破坏的压倒性力量相抗衡的社会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参与制度的长久缺席导致了相关的治理主体的缺失,人们对于与之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漠不关心,缺乏积极建构环境结构和环境空间的驱动,只有当生存权遭到被动挑战时才产生应对行为。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关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制度规定,然而由于相关立法内容缺乏操作性以及执法力度不够,使得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几乎仍在唱独角戏,其他社会力量和组织包括企业和媒体难以参与到环境治理过程和决策中去,多方共同参与环境治理的局面至今没有形成。既有的参与也多表现为防御性地参与,而无法主动干预环境治理。如在环境抗争实践中,农村社会多以“弱组织化”等低度的组织形态,依靠个体抗争、群体性事件等方式表达意见,这种方式带有很大局限性。不仅没有正式参与的途径,原先民间社会领域的一些保护环境的措施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意识观念也在逐渐消失,利益主体力量的失衡、村落自治组织的消亡及社区伦理规范的丧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况[17];而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市场化农业制度,其特有的小农式农作方式在解决外部性环境生态问题上存在缺陷,同样必须依靠相应的组织化渠道才能加以克服[18]。
3 权力与市场的双重规制与社会的生产
当前乡村环境中强国家、强市场而弱社会的状况使得协同治理无以形成。面对乡村环境的系统性失衡,“社会的生产”成为题中之义。然而,在特殊的体制格局之下,寄望于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出现显得不切实际,也很难获得足够的合法性。在这一情况下,依托于权力重构而产生的“能动社会”,可资作为社会的生产的重要途径[19]。
3.1 生态政治学视角下权力与市场的双重规制
中国环境问题的危机大体可以归结到19世纪以来自律性市场发展所带来的恶果的谱系之中。只不过,不同于提出这一模型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对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研究中所提到的国家的中性力量的理解,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大大增强,不仅自律性市场的力量非彼时期所及,而且其所对于政府的逻辑的改变也是波兰尼所未曾预料到的。当前,政府成为自律性市场的最大推手,并由此带来环境和社会保护方面的严重退化。不过,也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面对自律性市场的发展,社会需要自我保护,这种强大的市场发展必将会面对其反向的力量。虽然实践的发展不能简单地以理论上的“双向运动”来乐观预测,但是严重的环境危机确实已经让人们感受到环境压力的紧迫性。
当前,自律性市场发展的最突出体现,是以土地为核心的自然界的商品化,这构成波兰尼所谓的第三波商品化浪潮[20]。正如我们在农村环境问题的形成逻辑中所看到的一样,农村环境恶化背后乃是强大市场以及作为市场推手的政府双重力量共同推动的。而反对土地与自然界的商品化,需要社会奋起而维护自身,由此需要建构反对自然界商品化的生态政治学。此时,社会的催发成为核心环节。从生态政治学的逻辑来看,重构“社会”、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制衡关系是这种社会保护的理想状态,在当下中国,则涉及对于政府的谋利倾向与市场的逐利取向的双重规制。具体到乡村环境治理领域,针对国家本应具有的中立角色以及其对于经济发展的规制能力,重要的则是扭转当下国家政府与市场合谋的倾向、突出其规制市场的作用。进而,市场的发展需要满足于乡村经济社会重建的目的,能够有效推动自组织发育、维护社会团结,改变现状中以牺牲乡村环境的可持续性甚至于当下乡村社区人身安全等为代价发展工业的弊病。这种乡村工业的发展观,类似与费孝通所指出的以维护乡村伦理的完整性为最终目的的民国时期“乡土手工业”。
3.2 能动社会作为社会的主体
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环境治理来说,重要的不是抛开政府去谈“社会”,而是需要反思政府的作用,摒弃其谋利倾向,改变市场化、以谋利为最高目标的惯性,塑造以保护社会为宗旨的政府架构。实际上,这一要求也与当下中国乡村的情境相呼应。中国乡村社会的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自足的“社会”体系的缺失;而这种社会形态的缺失,一方面有中国建国以后所形成的体制性因素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因素密切相连。我们从上文所分析的当前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中也可窥见这种特殊性:一方面,政府本身在环境恶化局面的造成中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在环境问题的治理中又占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绝对核心的位置,在环境抗争中是群众诉求的对象与依靠的主导力量。由于缺少来自民间的自发生成的“公民社会”,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能动社会”才是乡村环境治理格局中的可靠主体。那么,政府毫无疑问就成为培育“能动社会”的核心主体。对当下中国的基层政府来说,从政经一体化的前提出发,转变其附庸于经济发展的角色,转而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当是构建社会、国家和市场平衡体系的起点。
4 国家—市场—社会平衡体系与协同治理:乡村生态政治的新格局
正如前述,能动社会的催发需要依托于国家权力的重构。权力重构的指向是生态治理结构的重新组合,从制度层面进行相应调整。重构的结构方向应当表现为以政府为纲,社会、市场与政府三者权力平衡的体系,环境议题由此成为多元协同治理的问题。
4.1 府际协同
“能动社会”的构建首先要突出政府规制环境的作用,这要求政府理顺内部条块关系、形成协同治理、避免组织内部的冲突。
首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协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存在着以“条块”方式呈现的科层关系,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收益显现的长期性、滞后性与任期制下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收益之间的矛盾等因素往往导致地方政府的目标替代。究其缘由,代理方信息的优势、环境治理的检验技术、统计手段、测量标准以及责任认定的模糊性和总体的治理态势下具体治理效果的失效都是导致困境的制度性起源[21]。应当理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激励约束,改变委托—代理关系下地方政府的被动角色,调整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评价考核体系,引入“绿色GDP”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完善生态问责制,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从而打造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协同合作的状况[22]。
其次,地方政府间的协同。相对于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在流域治理等跨区域性的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角色是平等的多方关系。应当成立地方政府间协作,实现跨区域的环境治理问题。可以考虑建立地区层面的组织协调机制,负责综合决策与协调管理,推进生态补偿和区域生态合作治理。
4.2 政府—社会协同
“能动社会”的打造需要提高民众的参与性,改变政府一元主导的状况。
第一,政府与民众协同。面对政府在环境管理中单一主体的不足,民众力量的参与可以大大改善管理的效果。如在控制面源污染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收集农村环境污染的全面信息,从而也导致基层环境监管执法能力薄弱的状况[23]。广大农民作为农村污染的受害者,他们对于本地哪里有污染、污染的严重程度和具体情况最清楚。
第二,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近年来,由于政府在治理环境中的压力日益加大,而非政府组织在若干重大性污染治理方面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并且成功实现底层动员,同时,独立非营利组织和官办非营利组织的出现,也有效推动了地方合作主义的发展,使得二者的关系正在迈向更加密切的方向,协同治理的面貌也初步浮现[24]。因此,在乡村环境的治理工作中,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对相关组织进行制度确认,构筑制度合作的制度平台,并诱发足够规模的独立非营利组织,推动多元合作形成当是下一步的方向。
4.3 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
按照奥斯特罗姆以减损性(subtractability)和排他性(exclusion)两项标准的划分,自然环境是典型的共有财,因此在实践中遭遇“公地悲剧”。由于共有财排他性低,难以诉诸市场的治理机制;而对于引入层级治理机制,又存在管理成本高昂、信息不对称以及寻租行为,故而容易产生政府失灵。在通常的政府介入管理和市场化的方法都很难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奥斯特罗姆提出自主治理模式作为解决之道[25]。她认为,可以以地方社区为单位,由资源使用者自定规章制度,自我管理、自助监督形成自组织。这种治理机制比层级机制与市场机制更有效率地管理共有财,不仅能避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现象,而且能促进社区成员间的认同与合作,增进彼此的承诺、信任[26]。
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对环境议题的治理机制的构建有诸多启发。面对类似环境议题的国家、区域间或区域内的普遍公共困境问题或棘手公共事务难题,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对话、协商、谈判、妥协等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取得共识达成共同的治理目标,并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互惠合作的治理机制、组织结构和社会网络,建立一种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治理网络,形成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与相互制约,避免单一治理所造成的困境与不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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